面对“洗澡蟹”的指责，越南开始自证清白，他们希望特朗普相信，自己从来没有给中国“打掩护”。
越南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彭博社专访，明确否认越南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美国市场，同时表示美越贸易协议已“非常接近”达成。
去年4月美方宣布“对等关税”行政令，越南一度面临46%的惩罚性税率。去年10月双方达成《互惠、公平和平衡贸易协议》框架，越南税率降至20%，但协议同时规定，被认定为“转运”的第三国商品将适用40%关税。
截至今年9月，最终协议的谈判已持续近一年，转运问题始终是核心矛盾之一。
之所以会卡在这里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美国对中国、越南的关税差存在套利空间。曾有媒体估算，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为23.2%，越南商品仅为6.5%。这个税率差意味着：同样一件商品，从中国直接出口美国与经越南出口美国，成本完全不同。
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，自从美国发动关税博弈以来，越南对美贸易顺差的规模就在扩大，光是今年前8个月，越南对美贸易顺差就达到了约106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2.7%。越南已取代中国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。
与此同时，越南对中国的进口依赖也在增加，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，越南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、零部件和生产设备主要来自中国。
越南的制造业繁荣建立在从中国进口中间品、在越南完成加工组装、再出口至美国的三边贸易链条之上。这条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被切断，越南的出口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冲击。美国出口占越南GDP的约30%，这个比例决定了越南在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并不大。
越南领导人此次表态“不接受转运”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“转运”。这也是谈判拖延至今的核心原因。
从美方的视角看，转运包括两种情形。一是中国商品完全未经改动、仅更换标签后从越南出口。二是中国商品在越南经过低度加工，如简单组装、重新包装，附加价值极低，但以“越南制造”名义出口。
但从越南的产业现实看，“转运”的边界远没有这么清晰。越南海关目前执行的原产地规则要求，在越南的原材料和生产成本至少占最终产品价值的35%，方可签发原产地证书。
然而，越南制造业的典型模式是，产品在深圳设计，在东莞开模，使用中国产零部件在北宁或北江组装，利用越南劳动力完成最后工序，再以越南原产地证书从海防港出口。
这种模式是否构成“转运”，就要看美方设定的本地增值率门槛。如果门槛定得过高，越南大量合规经营的工厂都会被纳入打击范围。
越南已经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。今年6月，越南海关总署下发公函，要求全国海关对18类高风险商品实施更严格的原产地核查，涵盖电子、纺织、机械、汽车零部件等行业，明确要求企业保留完整采购发票、生产过程记录和工厂设计报告以应对事后抽查。
8月，越南国会通过《海关法》修正案，将数字化监管能力延伸至全供应链，进口申报记录、工厂生产台账、库存流转数据与最终出口报关单实现自动交叉核验，法案将于2027年3月生效。
这些动作在技术上回应了美方关切，但执法能力和执法意愿是两回事。越南海关系统在短时间内建立全链条数字化追溯体系，面临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。如果严格执行高标准的原产地核查，大量在越南的中资企业将被迫调整供应链结构。
而这可能影响越南吸引外资的整体竞争力。目前中国是越南第三大投资来源国，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，越南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蛋糕，更何况越南政府还有经济增长率的KPI需要完成。
截至目前，美国已对越南启动了三项“301条款”调查，结果预计11月公布，可能为更高关税提供法律依据。这意味着，即便美越达成协议，如果美方认为越南在转运问题上执行不力，仍有政策工具可以施加额外压力。
越南领导人在专访中的表态，也包含了对美方的实质性让步信号。他提到越南希望增加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，特别是飞机等产品，认为扩大采购有助于改善贸易失衡。
这种“以采购换空间”的策略，是越南处理对美关系的一贯做法。但采购波音飞机和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，在数量级上难以根本扭转越南对美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。美方关注的不仅是逆差规模，更是供应链规则和原产地标准的执行，这涉及越南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。
越南在这场谈判中面临的不是简单的“选边站”问题。越南领导层多次公开表示不与任何国家合作损害第三方利益，不选边站队。中国商务部也就美越协议明确表态，“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牺牲中方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”。
越南在谈判中需要同时管理两个方向的压力，得罪哪一头，下场都不好看。
有外媒预测，如果美国收紧“转运”的定义，越南可能因此损失对美出口的四分之一，危及超过2%的GDP。越南领导人此次表态“非常接近”达成协议，但这个“接近”与“达成”，差距还相当大。
文｜金志 资深军事国际媒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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